四位全国人大代表建言检察机关“法治副校长” 希望能进一步扩展形成制度

　　“首席大检察官带头担任法治副校长，是制度推进的好开端。希望最高检率先构建‘法治副校长’制度。”今年两会期间，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少年家事审判庭庭长陈海仪等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对检察机关“法治副校长”的做法点赞，并为更好地推进这项工作出谋划策。

　　首席大检察官担任法治副校长引领风尚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把全民普法和守法作为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引导全民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强调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从青少年抓起，在中小学设立法治知识课程。

　　首席大检察官担任中学法治副校长，正是落实这一要求的具体举措。

　　2018年9月1日，新学年开学第一天，北京市第二中学的学生们迎来了特殊第一课：担任学校法治副校长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张军来到校园，讲授了首次法治课。

　　随后，最高检又选派了3名一级高级检察官担任学校法治副校长。按照最高检部署，一批政治素质高、法律专业知识强、司法办案经验丰富的检察官纷纷走上法治副校长的岗位，其中不乏各省级检察院“一把手”。

　　2019年1月11日，张军检察长听取重庆检察工作视频汇报，得知重庆市三级检察院检察长均担任法治副校长后表示，要抓好法治副校长工作。法治副校长不能挂个名，都要讲课，每年选准合适的题目讲上一两次，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教育，促进法治意识养成。这项工作怎么抓都不为过。

　　“首席大检察官带头担任法治副校长，引领了风尚。日常工作如此繁忙的首席大检察官都把青少年法治教育工作作为一项非常重要的议程，传递了一个信号：检察机关将青少年法治素质的培养，放在了很重要的位置上。”陈海仪代表说。

　　法治副校长积极参与学校法治建设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江北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原调研员马善祥已经讲了25年的法治课。他说：“法治副校长的优势在于有实际的案例、丰富的生活经验。在给中小学生讲法治课时，我会用身边的事例给孩子们讲道理。孩子们记住了故事，也就明白了道理。”

　　北京市第三十一中学聘请的法治副校长，是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的检察官。该院每年举办的“‘西检杯’西城区中学生思想道德法律知识竞赛”，让学生们受益匪浅。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第三十一中学校长张礼斌谈及此事高兴地说，通过参加竞赛，不仅丰富了孩子们的法律知识，而且提高了孩子们的法治意识。

　　张礼斌代表说，每学期开学、放假前，或者学校有重大活动时，法治副校长都会来学校讲法治课或者参加活动。除此之外，法治副校长还参与了学校部分规章制度的制定。学校已经连续十多年聘请法治副校长，受益很大。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刘希娅对法治副校长充满期待。“学校曾发生这样一件事，学生在操场上跌倒后骨折，学校赔偿了近10万元。事发后很多老师就问，还要不要上体育课？”刘希娅代表说，“如果法治副校长在讲法治课之外，融入到学校的法治建设中，参与规章制度的制定，推动依法治校，类似的事情也许不会发生。”

　　期待最高检率先构建“法治副校长”制度

　　“你凭什么收我手机，有什么依据呀？”陈海仪代表说，现在的孩子们对老师的行为已经有这样的质疑了，这说明孩子的法治意识有了，但依法治校还没有落实到位。如果法治副校长参与学校的法治建设，帮助学校制定相关制度并且公示，让孩子和家长们事先知道违反规定可能会产生相应的后果，当真的违反了规定，学生们就不会有这样的质疑了。

　　陈海仪代表看到学校原有的规章制度，提出一连串疑问：这些制度是否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是否具备流程管理的可能性？是否能够让老师接受？她建议学校如果没有聘请法治副校长，也应该聘请法律顾问，对类似的规定把把关。

　　在做了多年法治副校长后，陈海仪代表不禁感叹：“我们了解设置法治副校长的目的，但是往往力不从心，因为没有制度的抓手。依法治校不能停留在口号上、形式上，必须建立相应的制度。”

　　为此，陈海仪代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希望最高检率先构建起“法治副校长”制度，明确法治副校长的权责。

　　“我个人认为，首席大检察官带头担任法治副校长，是制度推进的好开端。”陈海仪代表说，只要“一把手”工程做好了，制度构建好，就具有推广和示范作用。希望检察院的示范作用能够进一步扩展，把“法治副校长”制度建立起来，让其他从事青少年保护事务的部门，都有借鉴的范例。

　　张礼斌代表建议，“法治副校长”不应只是一个人，而应该是一个团队。这样，可以确保法治副校长经常参与学校的活动，更多地了解学校的具体情况。在规章制度作用下，也不会因为“法治副校长”的更换，而影响依法治校的进程。